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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山寨是不是中国专利?
实际上,盗版服装从20世纪初就已经存在,并在30年代达到了一个高峰。山寨产业当时的急先锋是美国服饰商。这些大公司在巴黎建立长驻买手站,其实就是时装工业间谍中心。他们通过这类机构预先获取消息,让美国人在秀场发布之前就提前设计新品——对他们而言,正式的官方发布只是进行细节修补的机会。
纽约的Macy百货和Saks百货当时也毫不犹豫地在报上做虚假广告——Macy百货以“原价的大约一半”推出“巴黎大卫时装店优雅运动装系列”,Saks店则打着巴黎著名设计师的名号,将“由巴黎小裁缝们复制的作品”运到纽约进行推广。在纽约、柏林和法兰克福,甚至冒出了许多专门提供巴黎新款时装租借服务的公司,只需支付很少的价钱,就可以对这些款式进行租借复制,其中的佼佼者是美国人Elsie Cobin。
无论在70年前的纽约、柏林还是斯德哥尔摩,服装精品店都以“这是巴黎当季的新款”作为自豪的卖点,消费者也乐于购买“巴黎最新的款式”。这一事实至今没有改变,也永远不会改变。尽管早在1922年,Vionnet夫人就曾发表声明,宣布自己设计的时装拥有法国官方注册权,但作为世界潮流中心的巴黎一旦享有这一荣耀,就必定要承受被盗版和抄袭的厄运。今天,这一厄运蔓延到了世界各地的知名品牌头上。
7、复制潮流何时休?
高级定制之父Worth曾说:“我的工作不仅仅是传承,更重要的是创新发明。成功的秘密就是创造。我不要她们‘定制’自己已经想好的样式,如果这样的话,我工作的意义就失去了一半。”可惜中国的许多消费者至今也不理解这一信念。虽然同款衣服卖出成千上万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消费者仍在盲目地受引导。时尚杂志向人们传达的信息是:现在流行这个,这样就不落伍。在这种情形下,消费者很可能倾向于拿一个样子让设计师改制,从而获得一件非常相似,价格却又大大优惠的衣服。
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发生。苏葆燕举例说,Kate Winslet在本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穿着的礼服就在全美掀起了复制热潮。“很多客户不是为了抄袭,而只是看中了一个款式。我觉得中国客户的观念都是很具象的,他们必须看到了样子,才会安心。”赵倩说。
然而比起15年前,中国目前可以买到面料的地方变少了。赵倩表示,在国外,面料店几乎找不到。法国的手工作坊不是关闭,就是被收购,定做的成本极其高昂,除了一些保留旧习惯的老年人之外,年轻人几乎不会尝试。时尚是一门产业,当所有环节都结合紧密时,买面料找裁缝的模式终将消失。巴黎富名街83号曾是著名的面料商店Gagelin的店址,Worth曾在那里工作。而目前,这座建筑已被H&M集团收购,正在改建当中。
8、我们究竟该怎么做?
Dior、Chanel这些设计师都站在时尚的起源地、设计师年代的最初期,面临的情况一定和我们不同。但即便是那样,我相信都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可能客户会拿着面料过来,或要求设计师按照自己的想法为她们做衣服。”赵倩说。
时装毕竟不是艺术品。消费者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设计师。生存在夹缝中的中国设计师面对混乱的市场、激烈的竞争、不够成熟的消费者,就不得不在创意上作出牺牲。“生存是第一位的。”赵倩说,“如果中国设计师完全按照国外的方式去做,可能就生存不了。”
郭培认为,从事定制服务让她更具体地改变了人们的穿着方式——可以说是改变了舞台上一整批民歌歌手的穿着方式和形象。在她出道的年代,她所面对的企业和客户都和今天的有所不同,这也影响了她和她的同辈设计师们所选择的道路。她将自己的高级时装系列视作艺术,与其他业务完全割裂开来——恐怕导致这场纷争的起源就在这里。而在80后设计师当中,应当会有更多人愿意为大众做设计,试图直接影响大众的穿着方式——这也是他们所处的时代氛围所造成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内设计师则更愿意将一切归因到个人。“这是个人能力的问题。”他说,“国内设计师水平参差不齐。这个时代太急功近利。”的确,以最小的视角来看,时装界的一切版权之争,都只是每一个设计师之间的小小纷争而已。
无论是小纷争还是大矛盾,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