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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西装的人们
民国时期,不仅是男子,有些大都市的时尚女子也开始赶时髦,穿着西式服装
北方网时尚讯:西装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在晚清,作为清末民初开风气之先的沿海口岸城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在穿衣打扮方面可谓走在潮流尖端。在一些老天津人依旧沿袭一袭长衫的穿着时,留学生和租界内的寓公子弟以及在洋行里做事的中国人已经是西装革履,一张嘴还能蹦出几句外国话了。
对于西装在当时的发展情况,文史研究者何德骞说:“那个年代,如果你走在大街上,会看到中西服饰杂陈,事实上,那时长袍马褂和西装的流行并行不悖。”
19世纪末,“西服东渐”的现象已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在那时的沿海大城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模仿洋人穿着,天津就有不少人“衣巾无不做兜”,平时“以装置零物”
西装的流行和近代中国的剧变密不可分,尤其是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各种新思潮迅猛发展,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曾提出“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的观点。在这些人看来,服制的改变是变革政治的一部分。
当时的时局动荡,社会转型日益明显,整个社会心态趋向改良,“弃土从洋”之风由沿海向内地蔓延,从而使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生活习俗发生了动摇。据说第一个穿西装的是清末大思想家严复的大公子严璩,当时的他为一位法国外交官当翻译。这位外交官见严璩常穿长袍短褂,就说:“你这身打扮不方便,还不如穿西装哪!”严公子听后,不畏人言,毅然剪掉了辫子,穿起西装,打上领带行走在北京街头。尽管招来不少非议,他也不以为然。
19世纪末,“西服东渐”的现象已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西装的特点为美观适体、便于动作,在那时的沿海大城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模仿洋人穿着,天津就有不少人“衣巾无不做兜”,平时“以装置零物”,上海更是“洋人之侍童马夫辈,率多短衣窄绔,头戴小草帽,口衔烟卷,时辰表链特挂胸前”。
那时不少中国人对于洋装很是追捧,《上海风俗大观》中记载:“至于衣服,则来自舶来,一箱甫启,经人道知,遂争相购制,未及三日,俨然衣之出矣。”可见洋装受欢迎程度之甚。1912年的天津《大公报》也曾记录了洋人服饰对于中国人的巨大影响:“革命巨子,多由海外归来,草冠革履,呢服羽衣,已成惯常;喜用外货,亦不足异。无如政界中人,互相效法,以为非此不能侧身新人物之列。”
更有趣的是,在“西服东渐”的近代,不仅是男子,有些大都市的时尚女子也开始赶时髦,《清代北京竹枝词》中描述了这些人的样貌:“戴西式之猎帽,披西式之大衣者,皆泰西男子所服者也,徒步而行,杂稠人中,几不辨其为女矣。”
民国年间的小白楼“江厦里”,居住着西服高手何庆锠等上百个“红帮裁缝”,以至于天津人后来将江厦里称为“裁缝里”。每到夜晚,这里家家户户都亮着灯,裁缝们用德国的手摇缝纫机和美国的脚踏缝纫机,为客户赶制西装
不过,西装渐渐流行起来后,甚至出现了盲目崇洋的现象,让很多固守传统的人士对此有些看法,当时上海有这样一句顺口溜:“足踏黄革履,鼻架金丝边。自诩开通世莫敌,爱皮西地(ABCD)口头禅。醉心争购舶来品,金钱浪掷轻利权。”学文明、尚新潮本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无可非议,可有些人却陷入了盲目状态,被当时的人们所讽刺。
对于西式服装的发展趋势,不少文人也是见仁见智。丰子恺说:“西洋服装有‘适体’的美,中国悟到这一点以后,就拼命追求‘适体’,于是那些盲从流行的女子,穿的衣服竟像袜子穿在脚上一样,身体各部位的原型十分显出,行动时全身像一条蚕或一条蛇……衣服裹得这么紧,透得过气来吗?”丰子恺本人留过洋,又是美术大家,对于求新图变,他是不会有非议的,他的议论并不是在反对学习西洋的长处,而是批评不顾民族审美情趣、不考虑自身条件,盲目追求西洋化的现象。
“传统的中式服装,除了臃肿的长袍之外,人的腰间还挂满了各种配饰,‘知其服’,便能‘知其位’,这些物品的多寡以及质地优劣向外人显示了一个人的地位,但这些物品在身不仅有碍人的日常行动,还被西方人嘲笑好像一个卖古玩的小贩。西装的优点在于适体潇洒,虽然那个年代的一些人着西装有盲目崇洋、附庸风雅之嫌,但不得不承认,对于摆脱旧的约束,是有好处的。”何德骞总结说。
民国年间的天津,西服做得最好的当数小白楼的西服店,那里有很多来自宁波的裁缝师傅专门学习过制作西装,这些人被称作“红帮裁缝”,在天津的影响很大。“红帮裁缝”起源于宁波,鸦片战争后,宁波辟为通商口岸,那里来了不少蓝眼睛、红头发的洋人。宁波人习惯上称他们为“红毛人”,于是为“红毛人”做衣服的那一帮裁缝,也就被称为“红帮裁缝”。民国年间的小白楼“江厦里”,居住着西服高手何庆锠等上百个“红帮裁缝”,以至于天津人后来将江厦里称为“裁缝里”。每到夜晚,这里家家户户都亮着灯,裁缝们用德国的手摇缝纫机和美国的脚踏缝纫机,为客户赶制西装。
上世纪中叶,何德骞曾亲见穿西装人士的生活,他回忆:“为赶时髦偶尔穿西装的人不算在列,那个时代经常穿西装的人一般是被洋化的中国人,他们平日吃西餐,出入家门坐汽车,而且这样的人一般英语都不错”
据何德骞介绍,西装在天津引起轰动是在上世纪20年代末,由天津各西服店赞助了一次影响颇大的“中西服装赛艳会”。“在这次中西服装赛艳会上,各国嘉宾争奇斗艳,舞步尽展本国服装特色”,何德骞说,“当时入场的票价为两块大洋一张,相当昂贵——要知道那时候穷人没有活路时卖儿卖女,一个小孩儿就是卖两块大洋,但即便如此,并没有影响人们争相购买。此次展演大厅只能容纳千人左右,因想看的人太多,以至于未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没看到的人甚至要求再展演一次。”
这次中西服装赛艳会通过舞蹈的形式展现了各国服饰之美,参演者都是政界要人、商界名流以及外国人士之妻女,大会分为日本服饰展演、德国服饰展演、中国服饰展演、英国服饰展演、美国服饰展演5个部分。其中著名采矿工程师邝荣光的女儿和曾任中国驻美国檀香山总领事张公撝的女儿,身着不同时代的中国服饰进行表演,展示了中国民族服饰的特色,中外人士交口赞誉,成为此次“赛艳会”的一大亮点。在美国服饰展演中,“有绿色长裙者,有乌半臂者,有全身朱裙者,有银线短衣者,格式玲珑、匠心独运、五光十色、香艳绝伦”,向国人展现了洋装之美。
在民国年间,对于中国人来说,穿着西装的好处不仅是时尚、适体,尤其在租界地,穿西装会被人“高看一眼”。林语堂在《衣裳》一文中说,他曾经在上海最华贵的饭店开了房间,因为穿的不是西装,守门的巡捕只看装束不认人,所以他走出饭店后就再也不能返回。对此,林语堂讽刺地说:“这不能怪那巡捕,我们几曾见过看家的狗咬过衣冠楚楚的客人?”
上世纪中叶,何德骞曾亲见穿西装人士的生活,他回忆:“为赶时髦偶尔穿西装的人不算在列,那个时代经常穿西装的人一般是被洋化的中国人,他们平日吃西餐,出入家门坐汽车,而且这样的人一般英语都不错。”上世纪40年代,何德骞的堂兄在一家贸易行工作,从事进出口贸易业务,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每日着西装,出门前还会让佣人帮忙打领带。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这位堂兄曾为自己的父亲在小白楼起士林餐厅做寿,邀请全家人来参加,“在那次寿宴中,我看到堂兄邀请的很多人都是西装革履。虽然堂兄的生活方式为我们这个传统而保守的大家庭所不能认同,但依旧成为那个时代一部分被洋化的中国人生活的写照。”
本报记者肖明舒 专家支持何德骞
照片由天津市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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